《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也是典型的謝林式風格：深入淺出。這本書討論潛伏在宏觀行為波濤底下的微觀驅動力量。書中大量的例子使得原本艱深的經濟學理論一下子平易近人起來，而且一些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比如“均衡”，比如“超調”，經過他的描述也變得更加切實而直觀。因此只要對於經濟系統的運行發生了興趣的人，都會從中獲取智慧。只要你對經濟系統的運行尤其是博弈行為和博弈均衡感興趣，即使你是沒有任何經濟學基礎的行外人士，也可以輕鬆地從謝林的生動講述中獲得啟發。最要緊的是，你會發現，雖然現代經濟學中充滿了各式各樣看起來拒人於千里之外數學公式和圖表，現代經濟也日益紛繁複雜，但一些支配經濟系統運行的規律其實是如此簡單——有時候簡單到就是兩個杯子裡的飲料舀來舀去。

另外一個有趣的例子是“超調”（overshooting）。《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中用一個恆溫器的例子，就簡潔明快地說明：所有的超調都起源於某個行為和其結果之間的時間滯後，並由此產生週期行為。當恆溫器把室溫加熱到設定溫度後停止加熱時，暖氣片中留下的熱水還會繼續加熱房間直到兩者溫度相等；而當室溫低於設定溫度之後，恆溫器又要工作一段時間才能加熱房間，此前室溫會一直下降。這就是超調。在動態系統中只要有時間滯後（time-lag），超調就如影隨形。可口的美食常常吃到撐，那是因為從“吃飽”到“感到吃飽”需要時間，所以在你感到吃飽的時候，往往已經太多了。金魚有可能是這種情況的一個極端的例子，它們常常撐到死，這或許是它們吃得太快，或許是它們反應實在太遲鈍了。在經濟學中，魯迪格·多恩布什用商品市場上的價格粘性為基礎構建的匯率超調模型，是最有名的例子。

有一點或許要解釋一下。本書的一位譯者認為，這本書的缺點是“引文太少，而且論證和模型也多為敘述性的，很多推理過程和結論也只是一概而論”，“所舉的例子也不實際，而且書中的假設也與現實頗多背離。”但這些實際上都不構成真正有力的批評，而且這些“問題”可能恰恰反映出本書的特點和長處。雖然書中很多推理過程並沒有給出嚴格的說明，但是在流暢簡約的行文背後，即使以專業的標準來看，其內在邏輯也是嚴謹而清晰的。說到表達方式，如果反過來採用大量“技術性的”而非“敘述性的”論證和表達，那還是那個我們喜歡的謝林嗎？至於說假設前提的非現實性，阿爾欽和弗里德曼在半個世紀前就做過很好的闡述，現在我們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因此也就不再饒舌了——何況由我們來拷貝一場當年經濟學方法論的大論戰也毫無必要。

三、劍宗和氣宗

和非專業人士不同，職業經濟學家接受過高強度的嚴格技術訓練，這有助於培養思維的嚴密性，但同時也常常會付出對現實世界隔膜加深和經濟學直覺下降的代價。職業經濟學家容易傾向於推崇複雜而精巧的模型。“經濟學家像藝術家迷戀自己的模特兒（models）一樣迷戀自己的模型（models）——肯定的是，沒藝術家那麼爽。”我們在熟悉了用集合論一類的語言來表達各式各樣的博弈均衡之後，回過頭來卻可能發現，自己對現實經濟系統的理解並沒有因此而加深，甚至可能反倒是隔膜加深了。經濟學也因此被譏為“屠龍術”。如果說來自於非經濟學家的這一類批評可能包含著某種程度的酸葡萄心態，或者難免隔靴搔癢，那麼，像科斯這樣的學者也因此而警告說經濟學院有可能變成神學院，就應當引起重視了。

中國的經濟學教育中，近年來一直有究竟應當強調技術訓練還是經濟學直覺的培養或者思想創新的爭論。而實際上這種把二者人為地對立起來、強分彼此的視角，只可能引起類似於金庸筆下《笑傲江湖》里華山派劍宗和氣宗之間的衝突。毫無疑問，分析方法的規範化和表達方式的規範化，有助於經濟學研究的深入和拓展，並大大降低同行專家之間進行學術交流的交易成本。當年，李嘉圖和馬爾薩斯之間因為缺少規範的分析工具和語言，產生了諸多今天看來並不必要的爭論，就是對此最好的反面說明。就中國經濟學發展的現狀來看，強調規範的分析也是極其必要的。但如果把經濟學研究等同於表達方式的形式化，把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一概描述為分析工具的進步，甚至在經濟學教學當中排斥對於經濟學直覺和思想的培養，那就相當於剛從井裡出來馬上又掉到坑里了。雖然更像數學家的納什也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應該看到，經濟學對數學家的青睞是有選擇的——畢竟還有那麼多拿了菲爾茲獎的數學家沒有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我們應該明確，不管經濟學如何發展，它的根本目的總是幫助人們更加準確更加深入地理解現實經濟系統。儘管納什教授幾乎不從事任何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但他獲獎的真正原因卻在於，他的工作有助於改善經濟學家對於現實經濟世界的理解。經濟學獎授予納什，其實是經濟學發展過程中一個自然選擇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正是像謝林這樣致力於應用博弈論對現實世界作出深入分析的經濟學家，幫助納什摘取了桂冠。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謝林和奧曼分享諾獎這一事件本身俱有強烈的象徵意義。附帶說一句，曾經看到一位喜歡謝林的經濟學家在為諾獎委員會把謝林的名字置於奧曼之後而鳴不平，這或許是由於中國人習慣於把排名次序和人物的重要程度聯繫起來，像發表論文時強調第一作者、第二作者就是很好的例子，其實這大可不必，因為和國際刊物上很多論文的作者排名一樣，這個排名依據的也只是作者姓名的英文字母次序。

基於這樣的原因，我們有理由相信，即使您是一位從事經濟學學習和研究的專業人士，並且此前對於博弈論有比較深入的研究，也會通過閱讀這本小書而進一步改善對於博弈論和經濟系統的理解。在閱讀過程中，你或許會不斷地發現，一些自己一向以為理解得非常清楚的經濟學概念，竟然還有那麼多深層次的內涵可以挖掘，並且它們可以獲得如此直觀而清晰的描述。然後你可能會說：“誰說經濟學的直覺就不能培養呢？”

四、幾個詞的翻譯

接下來，我們談談譯文。一口氣讀下來，全書的譯筆是流暢而準確的。尤其在經濟學譯著氾濫、而翻譯水平卻並未隨著譯著數量的增加而提高的今天，能夠讀到這樣的譯文，作為讀者的我們應該已經要感到滿足和高興了。

但翻譯工作是出了名的費力不討好。任何譯作都難臻盡善盡美，因此早年界內遂有“翻譯如女人，美者不信，信者不美”的話頭。可是旁觀的讀者，又總耐不住吹毛求疵的衝動，尤其面對謝林先生這樣一本難得的好書，目光就在不經意間變得更加挑剔，因而也就難免總會挑出些可以改善的地方。比如說“tipping”一詞的翻譯。諾獎委員會介紹謝林的重要貢獻，本書中對“tipping”的研究，也是其中之一。其中“tipping”的意思，是系統迅速地從一個均衡轉向另一個均衡。比如，假定起初某個社區的居民是同類人群，這是一個穩定的均衡。如果後來有一些少數種族搬到這個社區，通常會使一些原有的居民搬離這個區域。這樣就使得更多的少數種族可以搬進來，又進一步引起更多原有居民的離開。類似的過程會一直進行下去，而且少數種族的遷入數量越大，就會吸引更多的少數種族遷入，而且遷入的速度會更快。在美國少數種族問題激化的20世紀60年代，這個問題非常突出。譯者把tipping譯作“傾斜”，但是“傾覆”或者“顛覆”可能更符​​合原意一些，也更切合原作的本義（謝林另外那本名著《衝突的戰略》的中譯本就是這樣處理的）— —雖然這也不一定就最好。又比如，“自動調溫器”（thermostat）譯作“恆溫器”，可能更加符合中文的習慣，也更加平易——平易正是謝林風格的重要特徵。再比如，“self-enforcing”一詞至今沒有統一的譯法，但是譯作“自我強化”或者“自我實施”肯定要比“自我約束”來得準確。另外，書后索引的翻譯和正文的翻譯似乎是不同的人分開做的，因此也存在個別不一致的地方。

當然，瑕不掩瑜。站著不腰疼地說了這些意見，並不妨礙我們對譯者辛勤工作的肯定。上面提到的幾個概念，我們指出來並不是蓄意為難譯者，而只是因為它們在書中都比較重要，這樣做可能會方便讀者更加準確地理解原作的意思。重複一次，我們忍不住過分挑剔，僅僅是因為謝林先生的書實在太好了。

最後想說的是，像《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一樣同時獲得幾乎專業的和非專業的讀者讚賞的經濟學著作並不多，而它短小的篇幅又把我們因為買了卻讀不完而引起愧疚的風險降低到零，因此你不妨趕緊拿一本來，早些一飽眼福，如果你還沒有讀過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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